2015西泠春拍 段正渠《東方紅》
布面 油畫 1991年作 125×150cm
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鄉土想象，依附于本土政治和藝術思潮的流變。旱降豐荒里，隱含了多少人倫關系，烏托邦的寄托，難離政治文化意識形態興味。架上，足下，原鄉神話游走滋生，追認著地形地物，開發出莫大的富源。
2015西泠春拍所呈新中國美術重要“坐標性”作品——段正渠《東方紅》，睽違四分之一世紀之“中國特色表現主義”，將以奪目姿態再現藏界視野，用神話般的方式，闡述普通生命可能經歷之光耀，尋找學海中或錯失的天象人間。
此篇作品（我們更愿意用此篇而不是此幅）以激情的神性真實，在可觀看性之上，飽含了豐厚的可閱讀性，將我們推送到代藝術原鄉特征下所顯示的自我對話關系中。紅日高透，給予了重估歷史軌道的動力，激發出重建生存意義的抱負。以自我審視的精神換量，馳向探求原鄉的終極認知。
之所以將段正渠《東方紅》稱為“坐標性“的人物與作品，是因為二者在中國當代藝術鄉土主題譜系演變和相應的表現形式譜系演變中，都具有特殊的意義。從左翼民主啟蒙發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尋根演義，原鄉在近現代中國百年敘事邏輯中，是一個持存的景觀，充滿了知識分子個人理想或政治憧憬的投射。在對農村和農民的藝術表述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幾代人的思想印跡。
從中國美術發展史橫向比較，上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籍羅中立《父親》直擊心靈的真摯之勢，“鄉土”繪畫迎來內部創作軌跡的嬗變。正如段正渠《東方紅》、朝戈《敏感者》等重要作品出世，中國特色的表現主義以覺醒中的個性自由和對自身的情感尊重，表達著對生命的敬畏，并一舉重塑藝術的批判力。
作為現代文明的對應存在，原鄉雖然有著看似共享的對象，比如淳樸的風物，奇情異趣的人事，但是不同代群的知識分子對此顯然有著不同的歷史感懷和文化想象。《東方紅》基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悄然復歸的現代化與民族傳統的沖突母題，表現出與崛起的大眾文化不同的心理結構。
段正渠以可觀的獨到之才，將其魂牽夢縈的中原奇景，帶出鄉野奇談與高度個人想像間的復雜感覺。一方面以采風式的勤懇態度，為中國現代文明“開發”了一處故鄉，一面又以強烈的色彩和扭曲有力的線條，搖動所據之描繪的傳統。
原鄉召喚從政治文化神話轉向自我意義征逐，久居城市如何與土地再發生原始的聯系呢？
借鑒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可以發現，沈從文以次的原鄉作者，常視時間為回返過去一償鄉愁的最大阻礙。以往在鄉愁里，都隱含著時間消磨的力量。而段正渠作品卻展現出奇特的“空間位移”性。在他的游走中，一連串原鄉神話得以置換再生，敘述者用幻想重回過往情境，替代先民上演傳奇，以“穿越性”的姿態，暗示了原鄉敘述行為的癥結。
這種魔幻現實主義所帶來的偷天換日式的浪漫想像，我們可以在莫言/張藝謀的《紅高粱》里看到，可以在君特·格拉斯/施隆多夫的《鐵皮鼓》里看到，那種既親且疏的演繹。
想去的地方，去想的地方。
